“从案子分到手，我就开始做调解工作，但碰一鼻子灰的事经常发生。”曾琳说，调解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往往超过审理案件的本身。对于命案，民间同态复仇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据介绍，刚开始的时候，被害人家属的情绪相当激烈。“刘兵实在太可恨了，判他死刑罪有应得!”任某的老伴邹晓芬一提起刘兵便咬牙切齿。

　　“有信念，要坚持，讲方法。”曾琳运用自己平时调解中总结出的“三字经”，一步一步地引导和劝解被害人家属。

　　在反复劝说下，被害人家属终于松口，“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困难，如果被告人能够给一些赔偿，可以考虑给他一个机会。”

　　“荆棘”重重

　　被告人亲属表示爱莫能助

　　本以为，被告人刘兵活着的大门就此打开，谁知，调解的路上远不止这些“荆棘”。

　　当曾琳辗转接通刘兵姐姐的电话，希望她能够代刘兵赔偿时，刘兵的姐姐回答：“我没钱赔，我这么穷，谁也不愿意借给我钱!”

　　刘兵的哥哥更是用责备的口吻说：“我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能管他?就算现在大家凑钱赔了，过了一二十年，他放出来对我们也是负担，你们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我给刘兵的家人打了好多次电话，他们都表示爱莫能助。”曾琳说。

　　此时此刻，死刑复核法官面对着的是病入膏肓的“患者”，对生的渴望和对世界的眷恋从来不会如此强烈。这一点，在曾琳远赴重庆监狱提讯被告人刘兵时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当刘兵戴着手铐脚镣哗啦哗啦地走进我的视线时，我能读懂他对生命留恋的眼神。”曾琳告诉记者，当时，刘兵红着眼圈忏悔，“如果法院留我一条命，我会在监狱好好服刑，好好改造，在监狱里做米糕给大家吃，有朝一日出去了，每年清明去任某的坟头祭奠。”

　　当被害人家属知晓被告人家属不愿代为赔偿时，态度再次出现了反复，“连他的亲属都不愿帮他，要我们怎么帮啊!”

　　“刘兵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从小失去父亲，兄弟姐妹感情冷漠分不开。希望你们能充分考虑他的实际情况，体现你们的宽容，让他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你们的忏悔。”曾琳不懈地向被害人家属做着劝说工作，“你们能不能给他一个改造的机会?”

　　看到法官亲自上门，言辞恳切，被害人亲属最终被感动了。任某的老伴邹晓芬表示，即使得不到赔偿，也愿意给刘兵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