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上来分析

合同的部分义务之所以不能履行，何春远欠农民的菜款，基本费用没有兑付，其主要原因在于亏损。亏损的基本原因：一是产量不高，产量不高的原因有：有的农户施肥不下足，导致产量上不去，其次是八月份有冰雹灾害，导致60多亩接近无收，但保险公司拒绝理赔；二是质量不高，不合规格、不达标准。由于采摘不及时，时间不统一，有的早摘，有的晚摘，导致青椒大小不达标，不合规格，市场上就卖不出好价钱，价格就低，从而影响收入；，三是管理混乱。农户为了争采摘人工工资，自家田的蔬菜自己摘不完，又不准其它农户帮忙摘，导致蔬菜烂掉许多；四是人为因素影响。有的农户将好的菜卖给其它商户，将差的卖给何春远，有的农户故意给何春远找茬，等何正要收购蔬菜时，纠集其它农户一起“拒卖”，导致何春远收不到菜；市场行情显好的时候，何青远手中又无菜可卖；五是市场价格的波动。何春远收购农户的菜，协议的是按保护价收购；但何春远卖菜时是市场价；随行就市，这里面何春远就担了很大的市场风险，也许能赚一笔；也许就亏损一大笔；不幸的是，2005年的市场风险就砸在何春远的头上了。

三、客观方面，何春远没有实施控方所指控的刑法224条第四项所规定的“逃匿”行为。

刑法224条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予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第一、从何春远的整个经营活动来看，在前面本律师已经阐述了：控方所指控的这一笔14户农户价值22765元的蔬菜是何春远所经营的61车蔬菜中的一笔。既然是其中的一笔，那么我们就应将这一笔放到何春远的整个经营活动中来分析，而不能置何春运的整个经营活动于不顾或视而不见，孤立的就这一笔来谈一笔。上文分析，何春远2005年整个经营是亏损的，而且销售收入也大部分用于蔬菜经营活动中，不存在收取农户的蔬菜变卖后携款潜逃的情形。

第二、何春运收受14户农户的蔬菜用车运到武汉白沙洲农贸市场个体老板安义洲处代卖，与发运的61车蔬菜到武汉销售是相同的行为；所以何春运收购农户的蔬菜运到武汉变卖销售的行为，是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并非“骗取财物”的行为。

第三、何春运收受这14户农户蔬菜，运到武汉安义洲老板由其代卖后，其蔬菜款被安义洲老板所扣留，冲抵了何春远以前的借支；这说明何春运没有拿到这笔销售款，何春运也就无钱来兑付给这14户农户；这只能证明何春远欠14户农户蔬菜款。是一个欠债纠纷，哪里谈得的上是合同诈骗？

第四、控方指控何春远收购14户的蔬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何春远收购农户的蔬菜实行的是保护价，而何春远运到武汉白沙洲农贸市场，由个体老板安义洲代卖，实行的是随行就市，即市场价；需要查明的事实，这14户农户的蔬菜，何春远收购价是多少？在武汉销售后这一笔蔬菜销售价款是多少？这一笔蔬菜在市场价与保护价这间必定有一个差额，那么差是多少？是赚了还是亏了？如果赚了，又赚了多少？赚的钱到哪能里去了？如果亏了，又亏了多少？没有查清何春远是赚了还是亏了，对这笔事实是谈不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何况何春远的整个经营是亏损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一笔赚了钱，也只能合理推理这一笔生意赚的钱填补了其它方面亏损了。

第五、何春远离开兴山榛子的行为不属于刑法224条第四项所规定的“逃匿“行为，何春运于2005年12月份发现自己亏损后，（亏损28万元）就到广洲去搞蔬菜种植，关闭了手机，这种行为从法律的角度评价实质上是“躲债”行为，是一种欠债无法还，无能力偿还的行为，而非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 这与刑法所规定的行为是有根本区别的。刑法所规定的“逃匿”行为，包括以下法律构成要件：①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是客观上有能力偿还而“主观上不想还”？②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③有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和目的，而何春远离开兴山，一是整个经营亏损，亏损了28万多元，没办法没能力偿还，是“客观上没有能力还”而非“主观上不想还”；二是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三是何春远离开兴山，是一种无奈选择，他想逃避的是农户依合同对他进行的民法上的索债行为。由此可见，何春远的行为不符合刑法意义上的“逃匿”行为所要求的法律要件，不属于刑法224条所规定的“逃匿”行为。

综上所述，何春运的行为不具有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应按合同纠纷处理。控方指控何春运涉嫌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指控不能成立。建议控方撤回此案。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合议时参考。

辩护人：   李铁祥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