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2年4月，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了一件故意伤害案，而我国行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规定，从而使“辩诉交易”是否能在我国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在此，笔者对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实施及构建问题略作探悉。本文将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述、辩诉交易的目标价值、效率价值、及实践价值等可行性分析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问题。

　　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在庭审之前，控辩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论述了各自的观点，认同被告孟某使共同，但是对于被告在主观上使故意还是过失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案件取证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被告人此时最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赔偿，于是在辩方主动要求协商的情况下，经被害人同意，达成“交易”，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控方统一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某三年缓刑三年【1】 。从而开了我国辩诉交易的先河。在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界，辩诉交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打破现行法律框架并如此旗帜鲜明的提出“辩诉交易”这一概念倒是头一糟。也因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不光让法学家们震惊，更让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感到新奇。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辩诉交易”第一案以及因此引发的讨论让“辩诉交易”这一名词从法学界专家的案头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辩诉交易”或大加赞赏或横加指责。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而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说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涵义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于70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plea of guilty），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争取有利于被告方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一项司法制度【2】。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作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3】。　
　　辩诉交易的交易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罪名的交易”，包括（1）检察官允诺以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以换取被告人认罪；（2）当被告人犯有某些在社会上影响更为恶劣的犯罪（如猥亵儿童罪）并害怕从此声名狼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时，检察官允诺以其他罪名(如轻伤罪)起诉而换取被告人认罪；二是“罪数的交易”，当被告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了争取被告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罪行；三是“刑罚的交易”，即检察官允诺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以换取被告人认罪。　

　　(二)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基础　
　　辩诉交易在美国得以产生、发展，乃至形成一种完整的制度，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特定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存在至少有以下两个基础：　
　　1、当事人诉讼主义理念。美国广泛采用的辩诉交易的做法，虽是迫于与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但它们必然表现出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一些本质特征。在英美法重，“当事人主义”是程序运行中的决定性原则。当事人主义涵义颇多，单就与辩诉交易制度之生长的相关性而言，至少包括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法官消极性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罪状答辩程序（arraignment）”就是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体现。辩诉交易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程序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4】。罪状答辩程序是在开庭审理前，被告人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作出有罪答辩、无罪答辩等行为。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就意味着他放弃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承认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法官也就可以据此定罪处刑，而不必经过复杂的对抗式法庭审理。辩诉交易的过程几乎完全式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控制，而且法官是绝对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辩诉交易。检察官可以就所指控的罪行作出让步，放弃指控罪行中的一项或者数项，但条件是被告人对被放弃的指控罪行予以承认；检察官也可以向法官提出有关对作出有罪答辩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法官有权对双方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审查，以确定被告人的答辩是否是“自愿和理智的”以及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基础”。一旦法官认为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可以拒绝予以承认，而且即使是合法的，法官也依然由权利确定是否接受答辩。但在实践中，法官的这种审查只拘于形式上，大多数场合，控辩双方所达成的交易总是会被接受。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法官只需照此予以认定，而不必区追求其是否真实。因此辩诉交易也体现了法官对当事人权利的选择的尊重。　
　　2、检察官的广泛的裁量权。“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从外部形态来看，检察官的不予起诉、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决定可以看作检察官的处分。但从内部机制上，检察官何以具有这样的处分权？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是特定的司法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行使一种独特的准司法与行政权利相混合的权力。他可以自由的把法律适用于他的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美国的检察官的广泛的裁量权，为辩诉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因为检察官有了自由决定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权力，才有了辩诉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确保整个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