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跃进唯恐自己介绍的客户利益受损，主动要求负责发货(尽管没有取得最终发货权)(见侦查卷第67页第8行起，尔肯∶陈跃进对我说“客户是我找来的，不给他供货是不行的，所以发货由(有)我来管”)。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一审判决书将陈跃进的上述行为反倒归咎于犯罪故意;

　　3、在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后，陈跃进想方设法为自己介绍的客户挽回损失，一方面督促尔肯签订补充协议，另一方面去和田为湖北客户过户轧花厂以弥补湖北客户的经济损失。连高立峰自己也认为签订补充协议是“他(陈跃进)想帮我履行合同”(见审判卷第五册第136页倒数第4至第5行)。以及参与与湖北客户签订补充协议、跑和田为胡华单位办理过户轧花厂手续的事实，庭审中尔肯也予以承认(见审判卷第五册第24页第1行起至第8行和65页第10行至20行)

　　三、陈跃进与尔肯之间的关系属于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其取得的报酬是合法的。陈跃进与尔肯等人并无共同犯罪的故意，一审判决认定陈跃进“为从犯”严重缺乏事实根据。

　　一审判决认定陈跃进有罪，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明知”尔肯没有供货能力，而为其介绍客户。二是“参与生产经营管理”。三是“挥霍小部分赃款”。

　　对于一审判决书的第一条理由，本辩护人不仅从全部侦查卷和审判卷中没有找到根据，而且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找到根据。陈跃进究竟是不是“明知尔肯没有供货能力，而为其介绍客户”问题，本辩护人上述大量的事实已作了阐述。大量证据证明，一审判决的第一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陈跃进是否“参与”了生产经营管理，而“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本身是不是就必然构成犯罪的问题，一审判决的认定是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从庭审调查查明的事实看，在尔肯所属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陈跃进只是提出要求负责发货，其目的和动机是防止自己介绍的客户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庭查明，在陈跃进经手的“发货”数中总共不到600吨皮棉，而经陈跃进介绍的江苏、湖北两家客户共签约3000吨皮棉，该数只占合同总数的19.6%。其中∶发给方永红5车(一车平均约42吨，下同)、江苏3车、山东1车、湖北2车、姜绪林2车、卖掉1车。上述的所谓“发货”均是由尔肯决定或安排的。显然，陈跃进最终并未获得发货权，而发货权始终控制在尔肯手里。法理告诉我们，参与生产经营管理要不必须形成劳动关系，要不是合伙关系，要不本身就是股东之一。而法庭查明的事实是，尔肯所属企业既未向陈跃进支付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未缴纳过一分钱的社会保险费，显然陈跃进与尔肯所属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陈跃进与尔肯既无合伙合同，也无合伙事实，更未从尔肯处提取合伙利润分成，更不是尔肯所属企业的股东。因此，陈跃进所谓“参与”生产经营一说也不成立;其次，对尔肯所属企业的经济处分权，陈跃进并不拥有，陈跃进每花一分钱，以及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经济支出权也完全由尔肯说了算。

　　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本身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也无“生产经营管理罪”一说，而只有当参与经营管理中的当事人出于共同故意犯罪，并在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才构成犯罪。但是，在全部证据材料中却找不到陈跃进因“参与经营管理”与尔肯“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

　　一审判决认为，陈跃进“挥霍小部分赃款”，意指在履行合同中租用宾馆作为办公用房，报销了部分办公用费等。以上所述，陈跃进要求负责发货，其目的是防止自己介绍的客户的利益受损，而且不取任何劳务报酬。按照一审判决的要求，难道在尔肯所属企业与江苏、湖北客户履行合同中，不仅让陈跃进白干，还要让陈跃进自掏腰包解决办公场所和办公经费不成?我国法律关于居间合同中，对居间人有此义务规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此，综观全案，陈跃进与尔肯的关系就是一个居间合同关系。作为居间人的陈跃进受委托人尔肯的委托，为其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由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报酬的法律关系。尔肯依照约定向陈跃进支付60万元中介费，是双方履行居间合同的行为，陈跃进依照约定取得该报酬是合法的。

　　尔肯在挪用客户大量资金买房、买地、买厂、买车的过程中，并未告知陈跃进，也未与陈跃进“商量”过，陈跃进对此一无所知。而上述所购的房地产，厂子和车辆，也没有一件是在陈跃进的名下，更没有一件为陈跃进拥有。这一点，连一审判决书也承认是尔肯“用骗取三家的部分资金给自己买了6辆车，并购买地皮、房产、租房、承包费等”(见判决书第9页第3自然段)，就连判决书认定的“赃物” 马孜达车也是尔肯“给自己买”的(见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3行)，陈跃进只有使用权，而且只有在棉花加工过程中使用。所以，一审判决关于“陈跃进的诈骗数额为27978000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不仅没有丝毫证据予以支持，而且十分荒谬。

　　从表面上看，尔肯与陈跃进等人有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是正常业务中的分工，是在履行合同中的分工。而不是“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本身也并不必然引起“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必须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但是，从本案的全部材料中，本辩护人找不到陈跃进与尔肯具有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

　　四、尔肯所属企业对外订立的棉花购销合同均是法人行为，一审判决主体认定有误。

　　法庭查明的事实是∶与江苏、湖北、山东客户订立合同的供货方均为“阿图什市阿扎克供销贸易有限公司”，之后订立的一系列补充协议也均以该公司的名义所为(其中有的是以“新疆尔肯·呼达百迪棉业有限公司的名义)，“阿扎克供销贸易有限公司”是经工商注册的企业法人。而在公诉机关指控中故意将法人主体隐去，一审判决也回避了法人主体问题。如果说，本案确属合同诈骗，那么，法人犯罪是本案中的首要犯罪主体，然后才应当审查各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合同诈骗”的共同故意以及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奇怪的是，这一重要情节被一审判决“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