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分出客体。当然这个客体该怎么表述，苏联人的体系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它首先分出客体就给了我们一种提示：一个犯罪它侵害的法益是什么，反过来立法设立这个罪名针对性地要保护什么。有了对客体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其余要件的规定性你才可能真正去理解它们，否则是纠缠不清的。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上，客体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可以理解立法设计这个罪名它究竟要打击什么、保护什么，行为的实质要害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如果缺乏客体要件，对这个罪的认识就容易导致偏差。诬告陷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人身权利吗？把被诬陷人抓起来，是谁侵犯了人身权利？是我们司法机关侵犯了人身权利！你凭什么抓人，你凭的是诬告信、假材料。那假材料符合我们诉讼法抓人的条件吗？如果我是诬告人，我这个行为我必然侵害的法益是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在所有诬告陷害案件中都必然共同侵犯的法益是什么？只能是司法秩序！至于司法机关接到诬告信抓人不抓人，那是他的事；即使抓了也是他侵犯人身权利，赔偿该他去赔，不该我赔。法律上的关系是各了各的。我们有了对诬告陷害罪犯罪客体的深刻认识，对这个罪首先从立法上——在分则体系中安排在哪个位置上、法定刑的配置、刑罚该轻该重，才有基本的方向。所以客体它非常重要。

    过去我并没有认识到，这几年才越来越意识到客体是非常重要的要件——尤其是对疑难案件。我80年代当法官，接续法官的思路认为客体无所谓、没什么用。我当了四年法官从来没有一个案件会讨论客体——行为侵害的客体是什么？所以80年代后期时我仍然还是那种思路。法官们几乎不会考虑客体问题——认为客体是务虚的东西，它是理论上为了体系完整性而提出来的书面的东西。而现在我一旦发现犯罪构成真实的运作意义后，感觉客体太重要了！重婚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你如果能真正准确地对它刻画和把握，那么这个罪有很多具体问题就不需要再讨论，很清楚。重婚罪包不包括事实婚姻，重婚罪是不是一定是两个法律婚姻？这问题是纠缠不清的。那重婚罪保护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一夫一妻制还是国家的婚姻登记秩序？若你强调必须是法律婚，那第二个“法律婚”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婚吗？它从形式到内容全部都是非法的，你怎么会承认它是法律婚呢！两个法律婚的提法在逻辑上都是非常荒唐的！第二个婚姻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正面意义，它只是一个骗取婚姻登记机关的行为——又骗取了一张结婚证。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那你保护的客体就只是婚姻登记制度，而不是生活中真实运行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制。这里面还涉及到究竟什么是婚姻？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婚姻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搞乱了——我们的立法包括最近的婚姻登记条例，把婚姻都搞乱了。我们没有理解婚姻在人类社会学上的意义是什么？新中国建国五十多年了，我们把婚姻的观念误导了，把它看成仅仅只是男女二人双方的一种合意，然后到有关机关去登个记——是锁在国家民政部门铁皮柜里的那一堆数据；剩下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了!

     我和刘凤科同学写过关于抢劫罪客体的文章。通过我们对抢劫罪客体的理解和分析，对抢劫罪的一系列疑难问题都可以在客体中找到答案。什么叫暴力，像我们刚才讲的案例——“伸一脚”算暴力吗？你没有对客体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你很难讨论这个问题，甚至没法讨论这个问题。对抢劫罪的客体为什么我们要讲它是双重客体——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两种客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269条的转化抢劫罪和267条携带凶器抢夺罪按抢劫罪处理的准抢劫罪，它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构成抢劫罪，它们符不符合抢劫罪客体的规定性。我们现在学者一解释就要把267、269条解释为抢劫罪，实际上它的真实意义只是立法对司法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情况，给了一种变通性简便处置的规定，实际上它根本不符合抢劫罪的规定性。那是立法上出于打击的需要所作的变通性规定——不能把它与抢劫罪相提并论，那是两码事情。而且这种规定是非常危险的，导致我们司法实践中一系列的问题难以解决。立法本身缺乏对抢劫罪客体的深刻认识——没有认识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相互之间在逻辑上严格的先后关系。所以客体要件非常重要。

在犯罪构成中排在第二位的是客观方面要件，是对行为外观的、可见可摸的外在形态的描述。

    第三个要件是主体要件。主体要件是不是需要单独提出来，从司法操作的角度看，苏联人单独提出一个主体要件那太简单了、太好了！它适合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非常直观和简单。我们一看主体要件的规定性就知道这个要件是拿来干什么的，它给你列出一个非常明确非常简单的标准——年龄、能力、自然人，三个要点；我们再一看具体的行为人就知道这个要件符合不符合——年龄和能力给你的提示非常强烈、非常具体。那么在德日体系中年龄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最后去了，那你前面的审查是不是做了无用功？如果真的是按这种逻辑思路来的话，那只有经过前面的该当性、违法性审查后，最后才进行年龄的审查。所以我觉得苏联人的体系简单，在体系的要件设置上可以直接看年龄；主体如果不满14岁或16岁，那你还讨论其他什么呢，剩下的再危害大也没用——在主体要件上他就已经免责了，不构成犯罪。按“二要件说”为什么非要把主体要件归到主观方面，把客体要件归到客观方面去呢？在逻辑上四个要件分列，每个要件它单独给你一套分析思路。

    主体要件考查完了就进入主观方面要件，进入一种心态方面的分析——有无罪过，有什么样的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

    苏联人这种体系，它把一个模型切成四块，是一种比较简单易行可操作的方法。我始终持这种观点——特别是作为司法人员，是我们亲身的体会。尽管我和明楷教授、光权教授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学术上的分歧是很正常的。今天我在这里肯定是推销我的观点。

四、苏式体系的缺陷和弥补

    苏联人这种体系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它的问题是出在一开始就缺乏“模型”的这种指导思想，缺乏“模型”这样一种清晰的映像。它把模型和原型是搅在一块的，所以它对四要件的每一个要件的表述都不太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