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提起公诉条件的合理设定有利于避免不当干预。当前中国司法权的地方化非常严重，检察权也难以幸免。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当其饭碗挂在政府的锅上时，就不得不屈从于当地的权势阶层。单纯地强调提高队伍素质，让检察官自己去抵御外界的压力，这是让检察官干超越人性的事。但是，如果合理界定公诉的条件，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防止不当干预。

    最后，公诉条件设定的合理与否关系到诉讼是否经济。刑事诉讼是国家同个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基于国家力量的强大、公民个人权利弱小造成的天生不平等，现代法治国家设计了一套精密、复杂、慎重的刑事诉讼程序，以确保将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战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控辩双方能够展开平等的对话与理性的抗争。由此，公正成了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然而，这种诉讼程序讲究精密、复杂、慎重，则必然进行迟缓、耗时费力，有时会徒增讼累，对于国家社会不利，对于个人也未必有利。尤其是随着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诉讼经济原则被引入刑事诉讼。所谓诉讼经济原则，系指于达成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迅速裁判，讲究程序之简化、合并与维持，避免程序浪费或重复之程序法上之共通原则。[viii]诉讼经济原则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但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有种观点仅仅强调程序的俭省，希望用最简单的程序完成刑事诉讼任务。但这种观点容易使人感到程序仅仅是工具，且最关键的在于程序的俭省造成了当事人权利的弱化，[ix]由此，更主要地应该从合理设定刑事诉讼进程、合理设定刑事诉讼条件的角度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具体到提起公诉的条件来讲，公诉条件的合理设定尤为关键。公诉条件设定合理有利于公诉权的准确发动，进而审判程序被合理地启动，当事人理所当然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这样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耗费理所应当；反之，公诉权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其不具有最后的效力，如若公诉条件设定失当，审判程序被发动，大量的案件被判无罪，这会带来控辩审三方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