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历史上的“少杀慎杀”是与死 刑的残酷和滥用并存的。中国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刑罚是以残酷而著称的。在长达23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轻罪重罚”，“严刑峻法”是刑罚制度的特 色。“少杀慎杀”政策仅在个别的时代，被个别的统治者所重视并推行。如汉初曾废除奏的苛法，“约法三章”，从立法上减少死刑适用；唐朝时皇帝对死刑执行实 行“三复奏”、“五复奏”，从执行上进行控制；明、清对死刑判决区分“立决”和“监候”等。尽管如此，死刑的滥施仍是刑罚的主要特色。唐太宗就评论“三复 奏”说：“奏决死囚，虽云三复，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秦何益！”（《贞观政要·刑法》）所以，“少杀慎杀”并不是古代死刑制度的主要趋势。但是，为了 维护政权，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还宣扬宽和仁政，所以，其“少杀慎杀”政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
（二）现代死缓制度的理论价值
在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下，现代死缓制度具有新的理论价值。
1． 死缓制度具有概念的扩张作用。长期以来，死刑之所以被“残酷”、“血腥”的阴影所笼罩，是因为人们一直将死刑与杀人联系在一起，判处死刑就当然等于要杀死 罪犯。所以，人们也一直将处决罪犯作为死刑的当然内容甚至是必然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狭隘地理解了作为刑罚的死刑制度。死缓制度的存在，将死刑判决区分 为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从而扩张了死刑的概念，即我国刑法的死刑包含了死刑的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如果这样来理解死刑概念的话，在探讨死刑问题 时，就可以不必将死刑局限于立即执行的死刑上，也就避免了一提及死刑，就意味着必然“杀人”的逻辑推断，有利于纠正将死刑仅仅理解为立即执行的观念偏差， 淡化人们对死刑执行的迫切要求。
2．死缓制度具有理论的折衷作用。死刑存或废的 争论已经处于僵持之中，经过长期的两极论战后，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死刑存废论双方从理论到基本立论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均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死刑 存废旷日持久而至今尚未定论。因此，既吸收传统死刑存废论的合理因素，又剔除其不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重构死刑学说，是使死刑存废之争趋于统一的前提。” 死缓制度在理论上，既具有保留死刑的内容，又具有废除死刑的内涵，因此居于死刑存与废的中间地位。它既不是死刑的绝对不执行，因而不同于死刑废除，又不是 死刑的绝对执行，也不同于保留派，所以，死刑的存与废两种趋势都可以在死缓制度上得以体现，避免了非此既彼的两极化倾向，为理论的争论提供了折衷点。
3． 死缓制度具有实现双重刑罚目的的作用。死缓制度的适用，既体现了旧派的报应刑思想，又体现了新派的教育刑思想。在刑罚发展史上，报应的观念体现在刑罚的方 式上，虽然经过了从等害到等价的转变，从而使刑罚的惩罚摆脱了以牙还牙、以眼还限的血腥形式，但在死刑问题上却没有彻底摆脱等害报应的公式。就连黑格尔也 不能在死刑问题上彻底贯彻其等价报应的思想。他认为：“报复虽然不能讲究种的等同，但在杀人的场合则不同，其理由是，因为生命是人的定在的整个范围，所以 刑罚不能存在于一种价值中--生命是无价之宝，--而只能在于剥夺杀人者的生命。”这样，就使得黑格尔在死刑问题上回到了等害报应的旧路上，成为其等价报 应理论的缺憾。但这也说明人们习惯将死刑作为对杀人者的最理想的报应方式。因此，死刑的存在，最能体现刑罚的报应思想。死缓的判决，是以罪犯所犯之罪“应 当处死”为基础的，所以，反映的是报应刑罚观；但是，死缓因为不立即执行死刑，而体现了新派的教育刑观念。教育刑不把刑罚看成本能或原始的同害报复或等价 的报应，而是以改造教育罪犯，保全社会为目的的理性作为出发点的，在量刑时根据个人已构成的“罪行”和“潜在”的社会危险性、人格形成过程以及复归社会的 可能性大小，来适用相应的刑罚。死缓判决是根据罪犯已经实施的“罪行”做出的，但是，不立即执行死刑，而是给予一定的缓刑考验期，就是根据其罪行来判断其 “潜在”的社会危险性，认为不需要立即执行，通过考验期的考察来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充分体现了教育刑的理念。我国学者在刑罚目的的讨论上，已经“基本 上否认惩罚是我国刑罚的目的”。教育刑的理念理应受到重视。如此，死缓制度也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三）现代死缓制度的实践价值
虽然死缓制度已经经过实践证明是效果很好的“少杀”制度，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犯罪的增长态势，重刑主义的膨胀，对死缓的抵触情绪也有上升，并影响了死缓制度的实际应用。所以，有必要重视死缓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
1． 重视死缓制度，可以培育适度的死刑观念。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民意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甚至是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国是几千年来一直重视适用死刑的国度， 在统治阶级的强化下，报应复仇的意识特别浓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至今流行的观念，死刑往往被视为公正的化身，我们常可见到某地执行死刑时，当地群 众‘拍手称快’或‘民心大悦’的报道。”这就说明了死刑的存在具有较广的民意基础。但是，“民意所显示的对死刑的支持态度，往往是对犯罪之本能的义愤情绪 和报复欲望所使然，很难具有理性成分。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既不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也不应是对人之本能的简单认可，而是一种理性活动，即必须受法律所固有的 理性所支配。”死缓制度的适用，可以减少大众对死刑立即执行的追求，平抑“本能的义愤情绪和报复欲望”，以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对待死刑，树立适度的死刑观 念。死缓应用得越广泛，就越能减少大众从死刑判决中得到的“杀人”刺激，从而将死刑看作法律对犯罪的理性惩罚，而不是满足大众本能的“杀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