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个盯准落马官员，俨然是反腐正义化身的汉子，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出名，赚钱。”

　　1988年大学毕业时，他一心想“闯特区”，为了调动方便，还果断地放弃了分配到法院的编制，但他后来才知道，“送老师一条‘盒子枪’烟”，就能直接拿到“分配到特区的名额”。

　　2003年，做了10年企业法律顾问的王荣利决定重回律师序列，他将目标锁定在了“贪腐”官员上，因为“替他们打官司，油水很大。”

　　于是，为政府官员做一次“腐败案例展示”成了王荣利搞反腐研究的原动力，但很快，就有人提醒他，“你一个民间律师，不会允许你做这个东西。”

　　成名幻想渐渐破灭，但反腐研究却停不下来了。

　　临死跪地痛哭的成克杰，把扑克牌翻来翻去算生死的李真，气死老丈人的胡长清……这些落马高官的故事改变了他。

　　他想：如果能把这些汇总起来，做成一份《报告》，远比自上而下的廉政教育更能打动那些铤而走险的官员。

　　随后的日子，曾一心致富的王荣利开始脱富致贫了，同所的年轻律师忙碌一年能净挣20万元，他每年用在办案上的时间却不到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缴纳事务所的办公费用。10年前，朋友出去吃饭都是他埋单，现在出去吃饭，“能不掏钱绝对不掏钱”。

　　2009年，50万字的《报告》终于完成，王荣利也背上了10万元的债务，这其中还包括几千块钱的快递费用——他将初稿分别寄给了中央党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等60多个部门。

　　可除了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给他回信“希望继续努力”之外，寄出的《报告》几乎都石沉大海。

　　但就是这唯一一封回信让王荣利真的鼓起了“继续努力”的勇气。

　　2009年5月，“抠门”的王荣利自费从深圳来到北京，一边靠为法制类杂志撰稿度日，一边积极地联系几所法学院的教授，他要亲手将这份《报告》交给专家，他说：“它是有价值的。”

　　王荣利当年的大学同窗，现在已多是“正处”，从前他希望他们“升官发财”，现在看多了落马的人，他开始担心他们“有一天会摔下来”。

　　和官运亨通的同学们相比，连续好几个春节，44岁的王荣利都没有往西安的老家“带过一分钱了”，置套新房的允诺也早变成了空头支票，小女儿总是把他往门外推，“爸爸骗人，爸爸不好”。

　　如今，这个自称“对得起社会，对不起家人”的王荣利已经放下了《报告》的修改工作，准备先去找一家愿意收留他的律师事务所上班。他希望这本《报告》能成为他找工作的敲门砖。

　　王荣利很喜欢《报告》的封面，每次看完，都“睡得特别踏实”。

　　封面上的图片是他亲手制作的——一副手铐，铐链的一端是钢圈，另一端则是一枚唐朝的开元通宝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