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能不能成为的对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只能限于动产，这个问题未被中国刑事立 法所明确规定。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1] 但少数学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我们认为笼统的说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或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都是不科学的。民法理论上一般都认为， 不动产是指不可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用途或价值之物。其范围一般包括土地和土地上的定着物。我国《担保法》第92条规定：“不动产是指土地及房屋林木等 土地上定着物”。根据我国民法理论和《担保法》的规定，我曾将不动产分为两类：即绝不动产与相对不动产。[2]绝对不动产，是指绝对不能移动，移动后就会 改变其性质、价值等。如土地，房屋。将土地上的土移动，就变成了泥土而不是土地。将房屋上的砖瓦等移动，就变成了建筑材料而不是房屋。所谓相对不动产，是 指依物主意思属于永久固定物或在一定期限内相对固定物。但可以移动，移动后一般不损害原价值或损害不大。如土地上的林木，庄稼，蔬菜等定着物。相对不动产 与动产区别不大，可视其具有动产性质，因而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即使将盗窃罪对象限定于动产的国家，判例上也认为相对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我国 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 “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林，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定罪处罚。”在这里，树木是相对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 对象。可见，笼统地说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显然是偏面的。应该说，在不动产中，相对不动产是完全可以成为盗窃罪对象的。至于绝对不动产能否成为盗 窃罪对象，这应从两个方面来考查：一是立法的规定，如果立法明确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不动产，那么对不动产则可以成为盗窃的对象；如果立法上明确规定盗 窃对象为动产，或者立法上专门设立了窃占不动产罪，则绝对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在法律既没有规定盗窃对象不包括不动产，又没有专门设立窃占法不动产 罪时，对主要以密秘手段窃占他人不动产的，也可以构成盗窃罪。如在刑法修订之前，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某华侨在大陆有祖产房屋数间无人居住，其远方侄子背 着该华侨将其盗卖，价款归己并已挥霍贻尽。在当时我国刑法理论上有人主张对此案定盗窃罪[3]。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二是交易手段和财物的占有状态的发展 状况。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财物的交易手段和财物占有状态不断变化，不动产的交易手段和交易形式也不断发展变化，犯罪的自然手段也因社会观念的 变化而发生变化，犯罪的科技手段也在不断提高。如果人们可以通过秘密手段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时，则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的对象。因此，我们认为，从理论上 讲，不能绝对地说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但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相对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绝对不动产一般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绝对不动产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如1998年10月27 日，被告人刘某化名吴某，称房屋产权已归自己，要许某将坐落在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原松陵化工厂（现属中国农业银行吴江市支行）旧厂房拆除。至11月4日， 许某已拆除房屋480多平方米及部分围墙。被告人刘某将其中一幢9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拆除后卖给松陵镇人张某，得款1800元，又把铁大梁卖给松陵镇收废 品的曹某，得款2000元。经对拆除后的房屋建筑材料进行估价，价值39000余元。
对上述案件，认定刘某犯、盗窃罪，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只构成盗窃罪，故对刘某以盗窃罪判处了刑罚。
对刘某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存在如下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因而，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刘某 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刘某具有非法占的故意，采用化名并虚构房屋产权已归自己的事实，使松陵镇人张某、曹某产生错觉，以为刘某是房屋所有人，于是自 愿购买了被拆除的房屋材料。刘某最终骗得了3800元，侵犯了吴江农行的房屋所有权和购买人的利益，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既构成盗窃罪，又构成诈骗罪，是想象竞合犯，应以盗窃罪 一罪定罪量刑。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同时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是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只有一个事实上的行为，它和出于几个目的，几个犯意 而实施数个互不相干的行为所构成的数罪是不同的。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实施了利用化名，以房屋所有人的名义秘密拆除并出售了房屋材 料这样一个危害行为。所谓“秘密”，是针对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而言。被告人刘某正是乘房屋所有权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拆除并出售了房屋材料，侵犯了 他人的财产的所有权，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同时，被告人刘某为了真正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顺利地实现其现金价值，采用虚构房屋产权人身份和化名吴某的手段，骗 取张某和曹某的信任，取得销售款，构成了诈骗罪。本案正是一个危害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数罪，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想象竞合犯虽然触犯了数个罪名，但它 不是通常的数个独立的犯罪，也不是单犯一罪，其社会危害性大于一罪，小于数罪，应“从一重处”，即以盗窃罪定罪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盗窃罪，以实际盗窃数额相应的量刑幅度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理由是：一、不动产能否成为盗窃犯罪的直接客体？就盗窃犯罪所侵犯的公私财物所有权而言,一般是指动产所有权，建筑物等不动产一般不存在被窃的可能，但对 于不动产上附着物，可与不动产分离的，却可成为盗窃的对象。本案拆除房屋所得的建材正属于这种性质。二、刘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虽然也 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但在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地”交出财物。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骗取的是公私财物所有人的信任，其手段针对的都是财产所有人或保管人，而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况，本案中，作为房屋所有人的吴江农行对刘某的 行为一无所知，被告人刘某化名及冒充所有人身份的目的，是骗取第三者即张某和曹某的信任,以达到出售的目的，因此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三、本案应单定 盗窃一罪。第一，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称自己是房屋产权人，在不为房屋所有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占有本为吴江农行所有的旧厂房，并取得他人任务出售财 赃物，以实现其盗窃的最终目的得到销赃后的现金。刘某的一系列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要件。第二，由于本案盗窃直接客体的特殊性，对房屋只能先拆除，后出 售建材。因此，本案严格地说被窃的是房屋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其价值的认定也应以建筑材料的估价，即39000元价值来计算。本案中，刘某仅将拆除后一的部 分材料出售掉，大部分被拆除的房屋材料未来得及出售，但房屋所有人已实际丧失了房屋或者说失去了厂房的整体价值，造成了真正所有人实际的财产损失，是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拆除房屋的目的是为了化整为零以便顺利销赃和转移，是最终实现其目的的预备行为。因此，刘某的行为属吸收犯的范畴，故意毁坏财物的预 备行为被盗窃行为所吸收，应作一情节依法以盗窃罪从重处罚。第三，由于盗窃的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条件，本案中应以总拆除面积480平方米和拆除后的建材 估价为依据计算实际盗窃的价值。对拆除后未来得及从厂址出售和转移的建筑材料，刘某仍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完全脱离失主控制，被告人未 能完全实际占有，应按盗窃未遂作为情节在量刑时考虑。被告人刘某的盗窃数额，按拆除480平方米总损失39000元计算，其拆除的90平方米房屋价值 7300余元，已为其实际占有，对其应以此数额定罪量刑。他的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毁损，应依法从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