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绑架罪的“情节较轻” 
 
杨志国
 

    《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以来，各地司法机关陆续援引其中关于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对一些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的绑架案件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从相关资料看，司法机关在认定绑架案件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时，尚存在判断基础不够统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案件的准确认定。实际上，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价值评判，但这种价值评判并不是随意的、无限制的，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由于绑架罪情节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应当将哪些具体情节作为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评判基础，往往多有争议。如，评价某一绑架罪个案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是否要考虑未遂、中止等犯罪形态，是否要考虑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偶犯，是否要考虑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以及自首立功情节等等，都会引发一些争议。而评判基础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异，因此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厘清。

    一、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是能够影响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

    某一绑架罪个案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是司法者运用一定的价值标准对确定的事实基础进行主观评判所得出的结论。从理论上看，我国刑法关于绑架罪基本犯、减轻犯与加重犯的规定，实际上是绑架罪罪质层次性的立法反映，体现了绑架罪在同一罪质下的轻重程度差异。基于这种理论认知，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也就不外乎那些能够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罪质之有无和大小莫不决定于社会危害程度。因此，一切能够反映和体现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的主观和客观事实因素，都属于“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

    从另一个侧面讲，如果某一事实因素不能够反映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也自然不能成为“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如，一些纯粹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程度的事实因素就不能成为判断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基础。这些事实因素主要包括:行为人的一贯表现，是否属于初犯、偶犯以及前科情况，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等等。这些事实因素虽然最后会影响到行为人的刑罚裁量，但它们都不能反映和体现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对绑架罪罪质轻重没有影响，因此不能成为“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

    此外，一些事实因素虽然能够反映和体现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但基于刑法立法模式以及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也不能成为“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这些主要是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加以修正一些事实因素，即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是否着手、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等，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当然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影响罪质轻重的因素。因为，我国刑法分则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单独犯的完成形态为基准，任何罪质轻重的评价都是建立在对犯罪完成形态的考察基础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对罪质的轻重不能产生实质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是刑法总则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如果将其中作为“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然后再作为量刑情节适用，显然属于对同一情节的重复评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二、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分析

    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具有多样性，凡是能够对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应当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绑架手段。绑架罪作为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对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进行实力控制是该罪的主要行为特征。理论上一般认为，绑架手段包括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成熟而采用诱骗等方式对其进行控制的情况。显然，行为人采用绑架手段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该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而言，暴力的危害程度要大于胁迫，而胁迫的危害程度显然要大于诱骗，即使同为暴力，也存在程度的区别，有的暴力手段致人伤残，有的特别残忍，有的则仅造成轻微伤害，这些都是考察绑架罪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表征。

    2.绑架后果。绑架罪的危害后果体现了该犯罪对法益造成的客观侵害事实，直接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绑架罪的后果主要可以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个方面来考察:从人身损害方面看，绑架罪既可能造成被绑架人的重伤、死亡，也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轻微伤害，或者仅造成被绑架人精神上的恐惧，在特殊情况下，被绑架人对自己被绑架的情况不甚了解，限于一种认识错误的状态;从财产损害方面看，行为人通过绑架犯罪获取的“赎金”在数额上存在量的差别，既可能最终获取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赎金”，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分文未得。除上述两个方面外，在“人质型”绑架犯罪中，行为人还可能提出一些有悖于法律、道德的不法要求，这些不法要求的实现程度，对绑架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有着重要影响。

    3.绑架对象。绑架罪侵害对象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如，以老人、儿童、妇女作为绑架对象，与一般的绑架罪相比，其情节就显得更为恶劣，社会危害也就更大。因为老幼妇孺在社会观念中属于弱势群体，将这些人员作为绑架对象，不仅更有可能造成被绑架人伤亡，而且严重背离社会伦理道德，更应遭受谴责。此外，被绑架人特定的社会身份也会影响到绑架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如以外国使节、国际友人或者社会知名人士等作为绑架对象，社会影响就会更加恶劣，危害性也就更大。

    4.绑架故意、目的与动机。犯罪故意、目的与动机都属于主观要素的范畴，它体现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由此对绑架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产生影响。在“故意的程度”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两项标准，第一是犯意的酝酿时间，时间越长，主观恶性越强;第二是行为人对其行为反社会性的认识程度。就犯罪目的而言，“勒赎型”绑架犯罪中行为人意图勒索财物数额的大小以及“人质型”绑架犯罪提出不法要求的内容也存在程度的差别。犯罪动机虽然一般不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但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影响毋庸讳言。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是为满足个人私欲而绑架他人;有的是迫于生活压力实施绑架犯罪;有的属于非法拘禁索取超额债务;有的则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等等。犯罪动机不同，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差异，也影响到社会危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