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监督的一般程序：由于没有统一规范，具体的监督方法和程序不一而足。在监督过程中，对不认真执行《个案监督通知书》，对监督的案件久拖不办的，向被监督人民法院提出质询。

　　（二）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法院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拥有法定的监督权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人大对法院的审判，有没有个案监督权呢？

　　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权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评议并表决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2.对法院的人事任免权；3.宪法实施监督权； 4.质询权，即在各级人大会议期间或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代表有权通过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质询案，受质询法院必须作出答复；5.对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并作出决议权；6.特赦权；7.对人大代表逮捕和刑事审判的许可权，即人民法院逮捕或审判（刑事）人大代表须经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

　　在以上七种监督权力中，只有后四种与具体案件的处理有关。其中，特赦权和对人大代表逮捕和审判许可权只适用于特定身份人员的特定事项，并不是个案监督关注的焦点。至于质询权和特定问题组织调查权，在实践中的确被许多地方人大引为进行个案监督的依据。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在地方各级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一定数量的代表可以联名向本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质询案；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组成须经该级人大全体会议或人大常委会的全体会议决定。上述两种监督方式，都是适用于较为重大的问题，法律也都已规定了严格的提起条件，须由法定数量的代表或委员提起。实践中地方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有的采用了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形式。应该说，随意启用这些方式进行具体案件监督工作，把纯属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的某些案件提高到“重大问题”的高度上，应属对人大权力的一种曲解，是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扩大解释。

　　如前文所介绍，目前人大实行个案监督时所采用的常见方法是将特定案件转交人民法院办理、要求限期办结并报告结果、听取汇报、调卷审查、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等。这些具体方法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可见，宪法和法律并未明确赋予人大直接介入具体案件的处理，即进行个案监督的权力。对此，主张个案监督的论者又引用了宪法第41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的规定，即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拥有监督本级人民法院工作、受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的权力。而当人大常委会受理申诉、控告、检举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也就是说，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一种必要形式。从以上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对实践中主要采用的个案监督方法，其法律依据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中逆推得出。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里，任何国家权力均须由法律明确授予，而不可依常理反证或逆推而得。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同样必须贯彻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