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案发现场勘验笔录记载：“后坐前踏板上有一过滤嘴烟头上有Beidaihe字样（已提取）。”这表明现场只有一个烟头。如果承德市公安局检验的是这个从现场提取的烟头，检验后就不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烟头，那么，辽宁省公安厅检验的烟头是否是一个完整的烟头？如果是，它从何而来？从技术上说，DNA鉴定结论是可靠的，但由于对被检烟头的来源情况以及原始状态未加详细说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也就打了折扣。

　　河北高院曾在3次发回重审的提纲中对上述两个关键性证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上述两个问题（注：指刀子和唾液），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但是在终审判决中，高院采纳了上述两个鉴定结论，将它们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

　　5.关于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检举和揭发。在该案中，与4名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一起的另一犯罪嫌疑人揭发说，当时在这个案件的案发地点，有王树忠等人在1994 年7、8月份抢劫过出租车，杀过人。公安机关对该线索既未查清，也未排除。河北高院在发回重审时曾要求承德中院将此线索调查清楚。

　　河北高院几次三番地将案件发回承德中院重审，是希望承德中院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相关疑点调查清楚，以便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做出判决。但是，屡次重审并未澄清高院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河北高院决定不再发回，而是直接开庭审理此案。

　　2003年7月22日河北高院的公开审判，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敏远教授在评论该案时说：“这是一个棘手的案件。棘手的案件，或者诞生伟大的法官，或者创造恶劣的先例。我希望这个棘手的案件能够诞生一个乃至一群伟大的法官。”[04]

　　三、对该案的评论

　　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已经尘埃落定。该判决“创造了恶劣的先例”，还是“诞生了伟大的法官”？从目前社会各界的反映看，答案明显趋向于前者。

　　1.关于实体公正

　　刑事判决的生命在于其公正性，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侧面。实体公正意味着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刑事判决应当以正确的事实认定为根据，这是一项陈旧的、不言而喻的要求。正如卢埃林所言：“人们对判决的指导和形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义务和责任，即争取一个合乎正义的结果 ”。[05]依据世界通例，有罪的刑事判决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则要求，认定有罪应当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这一要求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最高程度的证明标准，这是理论上的一种共识。反观此案，对被告人的5次死刑判决在事实认定上达到了“确定无疑”的程度吗？